文件原稿写于2006年4月，在同年7月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全球大会上经讨论和投票通过。第一部分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1949年的中国革命虽然具有官僚主义变质性，但仍然是继苏联革命之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消灭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可是现在，资本主义正充斥着中国。这是如何发生的？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将回顾从1949年革命到毛泽东时代结束这三十年间的历史事件。
绪言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1949年的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二伟大的事件。它消灭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这片广阔领土上的统治。
在俄国革命中，在具有国际主义视野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建立了相对健康的工人国家。然而，1949年的中国革命建立起的却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畸形的工人国家。
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不具备工人民主最基本的条件。这里没有苏维埃，没有工人管理，也没有独立于国家的真正的工会，甚至没有真正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其原因是开展这场革命的斯大林主义者所领导的农民军队，而不是城市里的工人阶级。农民军队是波拿巴政权的惯用工具。毛泽东依靠农民军队，用波拿巴主义的方式操纵不同的阶级，把红军作为武器先反抗地主、再反抗资本家。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胜利离不开一系列特殊的客观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帝国主义干预失败。其次，在资本主义下，特别是在完全堕落的蒋介石的资产阶级政权下，中国无法获得发展。再次，一个强大的斯大林主义畸形工人国家——苏联，就在中国的边境上。
毛泽东和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在中国以斯大林主义的苏联为蓝本建立了一个新政权——这是对工人国家的糟糕模仿。因此，1949年中国革命开始于俄国革命结束之处。
我们需要记住的是，不管中国共产党具有什么不正确的观点，中国革命仍然消灭了资本主义。毛泽东最初的想法是要发展一百年的资本主义。他赞同斯大林的“两阶段论”，即在落后的经济欠发达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第一阶段需要开展“民主”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只有当资本主义得到发展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才有可能成功。然而，这一理论却被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的历史进程所推翻。
在初始阶段，毛泽东与一系列资产阶级政党组建了“统一战线”，这让一些人认为毛泽东将“背叛”革命。这是因为在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统一战线”就被用于约束工人阶级的运动。但1949年的中国与这些国家相比有本质的区别。政权掌握在毛泽东手中，“武装队伍”也并非由资产阶级所控制。在资产阶级跟随蒋介石逃往台湾后，留在国内的资产阶级已不具备与共产党开展真正合作的实力。
在这样的条件下，“统一战线”成为遏制城市工人、防止他们突破斯大林主义政权所设的约束的工具。但是，由于缺乏能有效管理和运营国家和经济、建立“民主”资本主义中国的“进步资产阶级”，同时由于真正的国家政权由红军所掌控，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接管经济制高点。这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用一种扭曲的方式证明了不断革命论。
尽管中国革命并没有采取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仍然支持中国革命，因为它将中国的生产力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中解放出来，并为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没有中国革命， 这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就曾指出，虽然中国共产党以及国家官僚能够在中国的发展中起到相对进步的作用，但是这些官僚的变质性也同时意味着中国人民只有通过开展第二次政治革命，才能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工人政权。
1949年之后，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只要将1949年到1979年间中国和印度两国的经济发展情况相比较。两个国家初始水平相似，但中国的增长率在这30年间一直都远远高于印度。这要归功于中国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尽管在真正的工人民主政权下经济还能取得更大的发展，但是毛泽东领导下的计划经济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所带来的发展也是当今中国所依靠的基础。
但是，官僚阶层存在很多缺点。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这也是所有斯大林主义政权的特征。如果中国和苏联是真正的工人阶级的国家，那么它们将与东欧各国一起组成社会主义联盟，并制定一个国际生产计划来综合、理性地运用各个国家的人力和物力。可是正如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所预测的那样，中国和苏联官僚阶层各自的民族主义观点最终却导致了冲突。
1960年，中苏交恶。苏联官僚阶层试图将中国控制在其“势力范围”之内。但这是中国官僚阶层所不能容忍的。不同于东欧许多国家，毛泽东上台并没有依靠先进的苏联军队；与铁托相似，他有自己独立的基础。当时有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对斯大林而言，毛泽东可能是第二个铁托。随着冲突的爆发，苏联斯大林主义者撤回了他们的援助和专家等等，这给中国当时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打击。正是在这之后，中国官僚阶层开始走上了一条彻底反动的自给自足的道路，把中国从世界经济、也就是从国际分工中孤立出来。
为了给与苏联断交寻找意识形态和理论基础，毛泽东谴责苏联是“修正主义”。但从本质而言，中国官僚阶层与苏联官僚阶层并无区别。中国官僚阶层也在试图建立中国版本的“一国社会主义”，可是即使是一个大陆尺度的国家也无法实现“一国社会主义”。
因此，落后封闭的中国无法获得当时技术相对先进的苏联的帮助，不得不从很低的水平上开始发展生产资料 。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发展伴随着人力和物力的巨大代价。尽管如此，中国还是从一个落后的殖民地国家、一个帝国主义的游戏场，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国家。
虽然拥有种种缺点，中国官僚阶层还是取得了真正的国家统一，并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国家。而这正是没落的中国资产阶级彻底失败的地方。土地制度改革顺利完成，生产资料国有化则为中国经济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打下基础。
1949年到1957年间，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11%的速度增长；1957年到1970年间，工业生产继续以9%的速度增长，远远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印度同阶段的增长率不及中国的一半）。1952年，中国每年只能生产1000辆拖拉机，这意味着当时的农业生产方式仍非常原始。到1976年，中国每年生产的拖拉机已达到190000辆。
这些还都是在有诸如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等冒进的干扰的情况下实现的。大跃进造成了农业生产的严重倒退，直接导致夺走1500万人生命的大饥荒；1967年至1968年间工业产量下降15%，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倒退。之所以在这样两次重大的干扰后国民经济仍能恢复，这主要依赖于国家计划。
1974年，世界其他国家都处于经济衰退之中，这是战后第一次全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世界生产减少了1%，而中国仍然以10%的速度增长。与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相似，这充分体现了国有计划经济的优势。
迅速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社会，并将其带入了20世纪。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文盲率高达80%。到1975年，93%的儿童能够进入学校接受教育。在医疗、住房等方面，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革命前严重的贫穷被消灭，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1945年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为40岁，到1970年增长至70岁，已接近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妇女的地位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们再也不用裹小脚，并能够参加劳动。
托洛茨基论官僚
尽管官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它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历史必要性的社会阶层。计划并不需要依靠官僚才能运转。相反，我们应该说，尽管有官僚的存在，计划还是运转了。在托洛茨基的书信文章集——《捍卫马克思主义》中，有一篇写于1939年10月的文章分析了当时俄国一些同志对于官僚的错误看法：“假如波拿巴独裁的混账们等于独立阶级，就意味着苏俄的现状绝非阶级斗争进程的偶然事故，而是有长久生命力的历史产物；假如克里姆林宫的趁火打劫和政治寄生行为等于科学意义的‘剥削’，就意味着官僚层——作为必要的统治阶级——在经济系统内有独立的历史未来。”
托洛茨基在之后的分析中解释了，与此相反，官僚并没有历史未来。它是苏联在极端落后和封闭的条件下走向退化的产物。然而，中国政权却以这样的斯大林主义俄国为蓝本，中国的官僚阶层与苏联官僚阶层起到了相同的作用。
官僚的存在意味着，在各种口号和说辞下，中国存在着社会特权和社会不公。比如：1976年，一个每周工作48小时的工人的行业工资为每月12美元，但专业人员却能拿到超过120美元，也就是说工资上存在着10:1的巨大差距。
在苏联，列宁接受了4:1的收入差距，但这是为了让经济更好地运转而采取的“资本主义的妥协”，这也是布尔什维克党在等待世界革命展开时所采取的临时措施。布尔什维克党具有国际视野，认为自身唯一的出路在于世界革命。他们认为，一旦更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推翻了资本主义，那么经济就可能更和谐地发展，因为这些国家可以向落后的苏联提供更多的现代技术。不幸的是革命在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失败了，苏联变得更为孤立，也从而正式开始了其走向官僚变质的进程。
中国官僚并不像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看待收入差距。革命后的收入差距并不是由于革命孤立和经济落后而采取的暂时的“资本主义”妥协，而是官僚阶层巩固财富和特权的方式。官僚的生活水平高于普通工人，这也为未来的资本主义复辟埋下了伏笔。
只要计划经济能确保他们的权利、收入、特权和威望，官僚阶层就会捍卫计划经济。但是，正如托洛茨基针对苏联所指出的那样，官僚不会只满足于基于行政职务的特权，他们还希望能把这些特权传给下一代。要让这成为可能，财产关系就不得不发生变化。他在《被背叛的革命》的第9章中说道：
“让我们假设第三种情况，即既不是革命的政党也不是反革命的政党获取政权。官僚继续担任国家的首脑。即使这样，社会关系也不会定形。我们不能期望官僚会和平地自愿地为了社会公平而放弃自己的地位。如果官僚在目前操作如此不便的情况下，都已经开始设置等级，他们在未来必将在财产关系上为自身寻求支持。也有观点认为，只要能确保一定的收入，大官僚并不关心财产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种观点不但忽略了官僚权利的不稳定性，而且忽略了他们子女继承的问题。家庭中的新一代是很现实的问题——如果特权不能传给子孙，那就只相当于只值其原本价值的一半。但是继承权与财产权是不可分割的——光做企业的领导是不够的，需要成为股东才行。官僚在这具有决定性的领域的胜利意味着他们成功转变为新的有产阶级。”
他接着写道：
“要把苏联政权定义为过渡性或中间的政权意味着要摈弃既有的社会类别——资本主义（也包括‘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除了自身的不足之外，这个定义也会导致一种错误的印象，即现在的苏联政权只可能向社会主义过渡。事实上，向资本主义倒退也完全可能。一个更为全面的定义也必然会更加复杂和繁琐。”
“苏联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矛盾的社会形态：(a) 生产力还远没有发展到使国家财产具有社会属性的程度；（b）欲望导致的原始积累倾向从计划经济的各个毛孔中爆发出来；（c）保留资本主义特征的分配方式是新的社会分层的基础；（d）经济发展虽然在缓慢地改善劳动者的生存条件，却促进了特权阶层的快速形成；（e）通过社会对立，官僚将自身转变为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不受控制的阶层；（f）被执政党所背叛的社会革命仍然存在于财产关系和劳动群众的意识中；（g）积累的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导致走向社会主义，同样也可能导致向资本主义倒退；（h）要向资本主义倒退，反革命则需要击败工人阶级的反抗；（i）要走向社会主义，工人阶级需要推翻官僚阶层。归根结底，这一问题将由当前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现有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决定。”
“毫无疑问，教条主义者不会满足于这种不同可能性的探讨。他们喜欢明确的公式：是——是，否——否。如果社会现象都具有确定的特性，那社会学问题自然会简单一些。但是，为了逻辑的完整而抛弃现实是最危险的，今天或明天违背这一构想的元素在未来可能会完全推翻该构想。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首先避免给没有先例和相似案例的动态的社会构成下粗暴的结论。科学和政治的任务，不是给未完成的过程下确立的定义，而是关注它的各个阶段，区别出其中进步的倾向和反动的倾向，揭示他们的相互关系，预测多样发展的可能性，并在这一预测中找到行动的基础。”
我们可以看到，托洛茨基认为向资本主义的倒退具有明确的可能性。他指出，国家集权的计划经济在官僚手中是不安全的，它意味着资本主义有可能在某一阶段复辟。
根据定义，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政权，它或者被政治革命所推翻，或者倒退为资本主义。历史上，它第一次产生于退化的俄国革命。这是生产力发展中不必要的阶段，而不是不可避免的阶段或必要的社会形式。如果俄国革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传播到发达国家，斯大林主义就不会产生。
虽然有诸多缺陷，这些政权仍然使生产资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就这个意义而言，它们具有进步性。这种进步性来自于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和计划经济。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对此作出分析并预言：“只要这种政权能够发展落后国家的经济，它就能获得某些成功。但是随着经济的复杂化，官僚将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
随着经济的发展，官僚所消耗的财富比例逐渐增加。随之而来的则是浪费、腐败和对工农所生产的财富的大规模掠夺。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和复杂化之后，这种政权的官僚指令系统将无法处理更为复杂的经济的各个细节。官僚从生产力发展的相对桎梏转变为绝对桎梏。
托洛茨基也强调了生产力的问题。这一问题是理解斯大林主义政权如何以及为何在东欧和苏联崩溃的关键。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的第一章中这样写道：
“苏联工业的动力系数是无法比拟的，但这仍远不具有决定性。苏联将自身从极低的水平提升起来，而资本主义国家则从很高的水平下滑。当前的力量关系并不是由增长率所决定，而是由两大阵营的整体力量所决定。整体力量表现在包括物质积累、技术、文化以及最为重要的劳动生产力等各个方面。当我们从这一统计角度来考察该问题，情况一下子就转向了对苏联极其不利的方向。”
他之后提出了以下重要观点：
“但是，苏联仍将面对在全世界范围内谁战胜谁这一问题。这一问题的本质不仅体现在军事力量上，更体现在经济力量上。军事干预是一种威胁，但运送资本主义军队行李的火车中的廉价商品的干预则毫无疑问是更大的威胁。”（《被背叛的革命》，第九章）
早在1925年8月，托洛茨基写了一篇文章，很有远见又极其深刻地剖析了年轻的苏联所面对的问题。文章题为《苏俄向何处去》（后被名为《通向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这篇著作中，托洛茨基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一问题：“从全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我们（指苏联）的发展速度是怎样的？”
他这样回答道： “正是因为我们的成功，我们开始进入到世界市场，即我们进入了国际分工体系中。同时，我们被资本主义所包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经济的发展速度将决定我们抵抗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压力以及抵抗全球帝国主义政治军事压力的力量。”（《左派反对派的挑战》，1923-25，Pathfinder, 1975, 第330页）
托洛茨基在1925年就着重强调了苏联经济增长率的问题。他进一步强调：“……增长率就是决定性因素！”他继续写道： “很明显，在我们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的过程中，我们的希望在增加，我们的危险也同样增加。与其他很多问题一样，这一问题的根源也在于我们农业经济的分散性、技术水平的落后以及全球资本主义与我们相比所具有的巨大的生产力优势……”（同上，第344页）
“从根本而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的优势在于现阶段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比社会主义生产的商品更物美价廉。换句话说，当前，仍遵循资本主义的国家比在旧有落后的生产条件下实行社会主义方法的国家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我们熟知历史的基本规律：胜利最终属于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更高经济水平的社会制度。”
“历史争论最终会由劳动生产率的比较系数所决定——当然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同上，第345页）
托洛茨基的这些论述对于理解几十年后斯大林主义国家的蜕变显得至关重要。虽然计划经济让苏联在生产资料上迅猛发展，但它仍然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然而，只要官僚仍然有能力持续发展生产力，那斯大林主义政权就仍然能保持相对稳定。事实上，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生产力不但在继续发展，而且在以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速度发展。正因为如此，斯大林主义政权在那段时期具有较强的适应性，而党内的亲资本主义倾向则不成气候。
托洛茨基也解释了，发展到一定阶段，官僚主义会从生产资料发展的相对桎梏转变为绝对桎梏。增长会减缓，资本主义复辟也将重新成为可能。这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苏联的情况——首先经济增速下降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之后经济则陷入停滞。
托洛茨基指出，一旦到达这一阶段，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工人推翻官僚，保留计划经济，并将其纳入工人对生产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之中；要么，反动地回到资本主义。
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复辟是这些国家的结局。苏联和东欧，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一直处于危机之中。在这些国家我们看到， 一旦经济无法得到发展，政权就会倾覆。由于苏联解体非常突然，苏联经济在动荡好几年之后才逐渐稳定，再次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
吸取经验的中国官僚
中国的情况略有不同。中国官僚仔细观察苏联的情况。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派官僚从苏联吸取经验，并与自身的经验相结合。中国人口众多，可与大洲的尺度媲美，但即使这样巨大的一个国家也无法脱离世界经济而独自发展。“一国社会主义”已被证明是要失败的。毛泽东领导的官僚所试图建设的独裁政权已经显示出局限性。
邓小平一派目睹了苏联和东欧政权进入危机，并在1989到1991年间相继崩溃、走向资本主义。他们看到曾经统一、强大的苏联政权如纸牌屋般倾覆。在东欧和苏联等所有斯大林主义国家，特别是前苏联，经济严重衰退。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官僚失去了对这一过程的控制。在一段时间之后，经济才稳定下来，并重新开始增长。在这些事件中，中国官僚看到了自己可能的未来。他们决定不重蹈覆辙，因此需要在政策上做出一些改变。
在同一历史时期，六四事件也向中国官僚证明了他们可能也会面临类似的下场。苏联解体和六四事件对中国官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们从之前“利用市场机制取得生产力发展，保持国有经济占主导原则”的阶段进入到加速改革的阶段，最终形成了今天私有经济占主导的局面。
与苏联类似，毛时代的经济发展伴随着官僚的欲望扩张和不同经济部门之间不协调的加剧。这也是出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现象的原因。毛泽东试图通过这些方式推动经济发展，同时抑制影响政权稳定的官僚的发展。
官僚集团的过度发展会影响官僚阶层整体的利益。正因为此，斯大林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为了保持政权稳定而打击了官僚内部的一些元素。斯大林甚至枪决了一些官僚，即为了挽救官僚这一整体而打击其中最为腐败的一部分。文革也有相似的元素，一部分中国官僚受到了攻击。毛泽东哗众取宠地攻击了“资产阶级当权派”，一方面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则为了抑制那些危及政权的更极端的腐败形式 。
从本质上而言，文革并不像西方一些人所声称的那样，是工人和青年通过官僚表达他们意志的一场运动。曼德尔等人将文革和巴黎公社相比较，这说明他们完全没有理解事实真相。他们把一派官僚为了打击另一派官僚发起的运动，与1871年巴黎真正的工人阶级的起义相提并论。他们没有认识到文革从始至终都是由上层——以毛泽东为最高仲裁者——所控制。如我们所解释，毛泽东通过这一方法并没有能够发展经济，相反却造成了经济严重的错位和混乱。长达三年，工农业生产完全崩溃，而所有的学校和大学都被关闭。邓小平所代表的一派官僚被现实所惊吓，并开始从这些经历中总结经验。
我们必须明白，计划经济只有在工人阶级在各个层面上的监督下才能高效运转。计划需要在各个层级由工人们充分地讨论商定。这就是为什么工人阶级民主、工人阶级控制和管理是计划运行的关键要素。工人，同时作为消费者，确保计划在各层级有效执行是对其切实的物质利益的保证。而官僚只关心保证他们自己那部分的利益，而不在乎产品的质量或者这部分产品的生产是否与其他生产相协调。此外，中央集权的官僚无法决定生产的每个方面。如果所有事情都由官僚中央命令决定，那会造成严重的错乱和低效。整体计划需要由工人在各个层级上进行检查。这也是大跃进和文革失败的原因。无法通过官僚手段打击官僚。因此，这两个尝试最终以官僚引起的混乱而告终。
文革对于理解之后邓时代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毛为首的官僚依靠群众来打击另一派的官僚。通过这种波拿巴主义的方式，他们激发了来自底层的力量，但这也存在危险。允许群众进一步行动意味着官僚有可能会失去控制权。毛和他的追随者一抑制另一派官僚的过度发展，就开始压制他们发起的运动，并在1969年全面掌控了这一运动。而主要的口号也从“人民群众是正确的，人民群众所说的是正确的”逐步演变为了“毛主席所想的是正确的”。
群众被压制后，力量又重新回到了走资派的手中。也就是说，一旦毛泽东限制群众的力量，力量对比就由官僚内部的力量对比所决定。毛泽东有理由担心发动群众，因为当时出现了各种罢工行动和来自底层的运动浪潮。在1966年、1967年和1976年都发生了这样的运动浪潮——工人们通过形成大量的工人组织，来表达他们对工资和工作条件的不满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工人阶级想要超越官僚设立的局限。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官僚虽然想要捍卫国家计划经济，但并不愿意为此而将权力拱手让给工人，因为他们也不愿失去自身的特权。
但是，他们仍然需要面对发展经济的问题。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唯一的办法是实行真正的工人阶级民主，这当然也是官僚阶层最不愿意做的。我们不应忘记，维护计划经济的一派官僚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和特权的目的。托洛茨基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中译本又名《论苏联国家性质》）中解释得非常清楚：“官僚首先最关心自身的权利、威望和收入。相比保护苏联而言，他们更好地保护自己。他们可以为了保护自己，而牺牲苏联的利益，牺牲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这就是官僚阶层的本质。
更大一部分的官僚在文革宣告结束时松了一口气——他们希望回到稳定，享受体制内的特权。当时，已经有一部分官僚开始讨论要在经济中引入一些市场刺激。
毛时代的结束
毛泽东一去世，“走资派”就开始发动反攻，他们提出了市场经济和全球市场的问题。事实上，邓小平等人从某一层面上而言是正确的：要将中国从世界经济中孤立出来是不可能的，它势必会参与到世界市场之中。他们最初的想法是，在缺乏工人阶级民主的情况下，世界市场可以用来粗略地考察管理不佳和效率低下。
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即使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不会排除某种新经济政策，就像布尔什维克党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时所做的那样。只要经济的主要杠杆由国家通过计划所控制，这些方法可以用来刺激和发展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的经济。
列宁在西伯利亚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做出妥协的问题上也有同样的考虑——西伯利亚有很多原材料，但经济却很不发达。当时这个年轻的工人阶级国家没有办法发展西伯利亚。所以列宁坚持，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获得发展生产力所必需的投资和技术，唯一的途径就是向国外资本作出妥协。他的设想是通过确保资本家的利润，苏联可以发展这部分地区，获得新的生产方式和技术等，从而为革命服务。
在他1918年的著作——《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列宁指出：“我们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只能从一流资本主义专家那里获得在托拉斯的流水线上组织大规模生产的能力。”次年2月4日，他在人民委员会理事会上递交了一份决议，其中他指出“人民委员会理事会……原则上认为向外国资本代表做出妥协在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生产力的条件下是可以允许的…”不同在于，1918至1919年间的苏联在国家性质上毫无疑问是健康的工人阶级国家，或者说最起码是一个相对健康的工人阶级国家——这样的妥协可以用于增强、而非削弱工人阶级国家。
而且这一妥协也是在世界革命被延迟的压力下做出的。在世界革命延迟的情况下，只要国家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经济制高点由国家掌控，那么这一妥协就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问题在于，国外资本家在1921年并不想与苏联建立经济条约，而是打算摧毁苏联。中国的情况与之不同，外国资本家愿意与特权阶层进行交易，即使是反动的尼克松都能够与中国官僚取得共识。
毛泽东去世后，向境外资本开放的想法在官僚中获得支持，而邓小平则是这一想法的主要代表。这反映了大部分官僚认为闭关自守的政策失败了，中国不能在孤立中发展。
邓小平曾经担任共产党总书记，但在文革中被免除领导职务。1974年1月，他再次回到政治局。在再次被解除所有职务之前，邓小平不但担任总理，还担任党的副主席和军委总参谋长，是毛泽东之外的第二人。尽管具有如此高的职位，他在文革中仍被谴责为“牛鬼蛇神”、密谋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领导。但是他仍然能保留党籍。一般失信于“伟大领导”就最起码意味着被开除党籍。但邓小平却是个例外，这也说明他在党内享有较高的支持。根据事后的结果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大多数官僚——最起码大多数上层领导都支持邓小平，之前只是由于毛泽东的地位而无法采取行动。
党内对邓小平的广泛支持在毛泽东死后被进一步证实。四人帮（包括毛的遗孀）在毛去世后仍坚持“按既定方针办”，“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但是，官僚中起主导的一派已经明确了观点。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逮捕，此后再也没有夺回权力。1978年，邓小平成为党的实际最高领导者。
中国的现状可以在那时找到根源。1977至1978年，党内开始就针对外资开放问题展开争论。邓小平一派提议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认为毛时代把国民经济搞得一团糟。但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存在动乱时期，中国经济在约25年的时间中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
需要承认的是，随着经济日益的复杂，官僚指令系统的局限性开始展现出来。与苏联相似，中国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存在投资失衡；一些产品生产过剩， 而另一些产品却生产不足。贻误、腐败、怠工、浪费和无序大规模存在。工业生产率开始下降。随之而来的，则是通货膨胀的趋势、消费产品的短缺以及社会不满。
工人和农民已经开始感到不安，而上述因素则进一步让他们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这一切本可以通过引入工人对经济真正的控制和管理而解决，但这需要通过政治革命来实现；换句话说，官僚统治需要被推翻。但是官僚不会轻易放弃权力。邓小平一派认为，只有通过市场激励机制才能继续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率。
虽然当时中国在工业总产量上已经超越英国等国家，但在劳动生产率上，中国和苏联都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苏联，危机以增长率大幅减缓的形式表现。而在中国，邓小平一派官僚认识到引入最发达的技术来发展中国经济的必要性，而这只能通过向外资开放和参与全球市场的方式实现。
如果国家权力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那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倾向就能够被工人阶级所遏制。但是国家权力掌握在官僚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引入资本主义激励机制，则可能最终导致计划经济的彻底瓦解。
但是，我们不能采用机械主义的方法来思考这个问题。现在很容易“放马后炮”地说在1978年邓小平上台后，官僚们就有预谋地引入资本主义。但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官僚是凭借经验，根据既定时期的需要而不断做出反应。即使在斯大林时期的俄国也曾有过对市场力量高度开放和高度分权的时期，但之后又重新回到中央集权。这是这部分官僚为了经济运行而做出的尝试。官僚们明白，如果他们不发展生产力，他们自身的特权地位就会受到威胁。
第二部分
邓小平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发起的改革旨在提高国民经济的效率。但一旦中国官僚走上了资本主义激励机制的道路，整个过程就会遵循资本主义自身的逻辑，使中国在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下面我们将分析几个重要的转折点。
1978年邓小平的转向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提出有必要对外资开放是出于以下考虑。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召开。会上就新的转向进行了讨论。尽管会议指出中央计划经济仍然是主导形式，但已开始尝试将权力下放，并鼓励开展私营经济。其背后的想法是通过引入市场来满足经济需求。
这最终促使邓小平于1979年提出要在南部沿海即香港附近、澳门附近、广东省和福建省建立4个经济特区。这些就是即将对外资开放的区域。最初，针对以什么程度向外资开放以及对何种外资开放等问题都有很严格的限制。这也证明了我们之前的论述——即使邓小平一派也只是把这些尝试视为在坚持中央计划和公有制经济不动摇的情况下、促进生产力现代化的手段。一开始，他们非常谨慎，只作出很有限的让步。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些限制，四个经济特区并没有像预期那样马上取得成功。因此，1983年这些限制有所放松。比如，外商独资企业获准进入特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按经验主义行事的官僚并没有一个完全构思好的“计划”。但是一旦官僚走上了这条道路，之后的发展就会开始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展开。官僚发现市场的力量越来越难控制。如果他们希望资本家来投资，那他们就必须为资本家们创造有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相似的进程也在农村展开。土地集体所有制被废除，取而代之的则是私人生产。土地被承包给农户。虽然在法律上土地仍为国家所有，直至现在也是如此，但实际上它已经成为私人财产。比如，被承包的土地能由承包者的子女继承。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出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卖和作为遗产留给子孙等现象。
这也导致农民的贫富分化——一些农民发家致富；而另一些农民则失去了生活来源，不得不前往城市打工。一方面是土地生产率的提高，而另一方面则是大量陷入贫困的农民。由此产生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则为城市中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基础。
这一过程与1861年米尔解体后俄国的经历非常相似（米尔是俄国沙皇时期的一种村社组织）。随着米尔的衰落，农民开始向城市迁移，在1880年至1912年之间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须的劳动力。而当今中国这一过程的规模要远大于当年的俄国。这也可与英国资本主义早期的发展相比——当年英国农民被残暴地驱逐出土地，被迫进入条件恶劣的城市生活。这甚至可以与美国资本主义扩张时期的西进运动相比。尽管与所有上述历史先例都有相似之处，但中国的这一过程却有着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速度。
为吸引外资，中国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创造“劳动力市场”。部分国有企业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打破了劳动“终身制”，使解雇工人成为可能。
1983年，改革更进一步——国有企业可以与新招工人签订有期限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制的实行意味着新招工人不能享受国企工人以往所享受的福利。到1987年止，750万工人作为合同工被招入国有企业，另外还有600万工人从固定工转为合同工。
同一时期，个体私营劳动力开始增长。1979年个体私营劳动者人数只有约25万人，到1984年就发展到340万人，他们大多都在非常小的企业中工作。最初，国家对于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设有限制。到1987年，这一限制被取消。此外，还有一种变相私营企业获准发展，即城镇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虽然这些企业归地方政府管理，但它们以营利为目的，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经营。（之后我们将单独讨论乡镇企业的发展。）
尽管如此，国有经济在这一阶段仍然占主导，引导整体经济进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国有经济劳动力仍占总城镇劳动力的70%。但这些工人的地位却在变化，他们中有越来越多人被转为合同工。
国有企业的倒闭使得失业现象首次出现。推行“市场改革”后不久，通货膨胀开始出现，并引起社会不安。出于对政治后果的担忧，政府在1981年决定减缓改革进程。之后每次出现危机，政府都会采取这一措施。但我们也看到，每当减缓改革稳定局势后，官僚都决定再次深化和加速改革，而从未有过倒退。
1982年，中共官方仍然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这时我们看到的仍是一个畸形工人国家的官僚试图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发展国民经济。1984年，改革向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方向进一步发展。私营个体经济和市场的地位越来越高。大多数消费品和农产品价格放开，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
同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们可以看见，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即使在政府的措辞中都开始显现。十四个新设立的口岸城市进一步扩大了经济特区所覆盖的范围。一年以后，珠江三角洲、闽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也加入经济特区的行列。此时，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的所有区域已基本全部向外资开放。
1986年，开放进程继续加速。一些新措施进一步促进了外商投资，例如：对外资征收较低税金，更自由地雇佣和解雇员工，以及更容易获得外汇。与此同时，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废除了平均工资制，打破劳动“终身制”，让工资与生产力挂钩，并签订短期合同。这些制度都为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所熟知。
1987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提出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工业产能的增长带动了对机器及其它货品的进口需求。因此，80年代中期，中国贸易赤字大幅上升，通胀压力迅猛增加。1988和1989两年的通胀率均达18%。这使得工人阶级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受到重创。
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不稳定迫使政府放慢改革进程。1988年底，政府迫于压力减缓所谓的“改革”，企图收紧货币供应并控制通货膨胀。这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景象 – 1989年的经济衰退。这一切使得社会动荡愈演愈烈，罢工的浪潮接踵而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六四”抗议运动酝酿而生。
“六四”事件说明了什么？毫无疑问，这一运动具有政治革命的元素。大批学生走上街头，青年们唱着国际歌，仿佛在对政府和世界舆论说，“看，我们不赞成资本主义，我们不是反革命”。
然而，运动从一个学生和青年的抗议活动逐渐发展到工人当中。这让政府感到十分惧怕，并让斯大林派决定不惜以流血的方式彻底粉碎这场运动。正是通过这种残酷的镇压，政府确保社会仍被其牢牢地掌控。有些人也许会问何时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关键的转折点。因为我们所分析的是开始于将近三十年前的整个进程，所以要确定这样一个时间点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加速这个进程的关键事件确实存在。因此，我们认为更合适的问法是这一复辟过程存在哪些转折点。毫无疑问，“六四”事件就是这一系列转折点中的一个。
“六四”运动被粉碎后，形势进一步右转。“六四”点燃了许多工人和青年的希望，但人民群众最终却被击败。“六四”之后，政府搜查所有运动主要领导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或失踪或入狱多年。同时，官僚为重新稳定局面又暂时放缓了市场改革的进度。但之后当它认为局面已得到控制，官僚又再次加快了迈向资本主义的步伐。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记住当时的东欧和苏联发生了什么。1989年所有东欧前斯大林主义政权相继倒塌。随着官僚失去对局面的控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混乱时期开始了。苏联抵抗了更久一些，但随着前斯大林主义政权于1991年崩溃，它也最终屈服于同样的过程。正如我们之前所说，这些政权已经糜烂到如此的程度——当其倒下时官僚内部没有任何抵抗。俄罗斯曾一度存在发生内战的可能，但态度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是如此的腐败，他们无力抗衡任何成气候的反对力量。他们所代表的制度已经达到它的极限。
这些事件无疑对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形成影响。 直到那时，他们都在实施市场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对外资开放；然而公有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并且共产党的立场是公有制经济将继续维持主导地位。官僚手中仍然操控着掌控经济的杠杆。向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仍有逆转的可能性，但他们并没有逆转的打算。正如我们所说，他们从未向回迈出过一步。面对不稳定的时刻，改革过程会有所减缓，但却从来没有逆转。
1992年：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六四”事件、东欧斯大林主义的失败及苏联解体对中国官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些事件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决定加速市场经济改革。他们开始认为资本主义复辟是他们自身危机的解决途径，不过他们坚信这个过程必须在他们的牢牢掌控下完成。本质上，这意味着官僚们在准备着将自身转变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
尽管官僚正在向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向前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能成功。声明意图是一回事，实现意图又是另一回事。如果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出现了和1929年大萧条那样严重的经济衰退，那么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可能会以不同的结果收场。但事实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在其他文章中，我们探讨了西方经济之所以在那段时间能持续增长的一系列原因。然而，经济增长只是在进一步积累新的矛盾，为将来更大的危机埋下伏笔。但是，中国官僚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他们没有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分析整个进程，而只是以经验主义的方式应对这些事件。他们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繁荣发展，而斯大林主义却在土崩瓦解。
1992年，官僚明确表达了自己针对这一系列事件所做出的结论。在那年的党代会上，他们正式放弃公有制经济占主体的提法，并宣布将建立所谓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年，邓小平开启了其“改革方案”的新阶段。他在深圳等几个经济特区的南巡旅途中发表了那段著名的讲话：“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这也是政权内部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当时，市场机制已经在中国运营了一段时间。1992年的重要意义在于中国共产党正式决定放弃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他们决定缩减国有部门。在那以前，私营经济只是在公有制经济之外发展。而现在，政府决定开展国有企业私有化。他们首先选择了2500个地方所属国有企业和100个中央所属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这些企业的改制于1998年完成。
1994年，他们扩大了改革方案：除中央将继续控制的1000个最大型的国有企业外，其余所有国有企业都可以被个人租赁或买卖。到九十年代末，国有企业共雇佣8300万员工，这只占总就业的12%、城市就业的三分之一。与1978年国有部门占城市就业的78%相比，变化极其巨大。
九十年代末，国有经济对GDP总产值的贡献下降至38%。1999年9月十五届四中全会上，中共又进一步提出所谓的“放开搞活政策”，即国家放松和放弃控制。国家继续放开对中小型国有企业的管制。比如，2000年7月，北京市政府宣布三年内所有中小型国有企业将不再实行国家和集体拥有制。到2001年，国有企业只占制造业总就业的15%，国内贸易就业的不到10%。
中国之所以能幸免于东南亚经济危机，一部分原因是国家仍在一定程度上对外贸具有控制，同时人民币也尚未实行自由兑换。这两个因素使中国能够屏蔽危机的影响。实际上，中国反而在危机中增强了实力，并在该区域形成了主导。大致在1998年至2001年期间，改革进程进一步加速，而改革的方向也非常明确。共产党领导层已经完全相信私营企业比国营企业更有效率。他们之所以会这么认为，是因为他们唯一能想象的国有企业是在官僚计划下管理不善的国有企业，他们完全无法想象在工人管理下高效运转的国有企业。
一篇名为“中国的所有权转换”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数据。该文章发表于2005年，由国际金融公司（隶属于世界银行的一个分支机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的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Stoyan Tenev及Yang Yao等所撰写，发表在国际金融公司的网站上（www.ifc.org）。
作者强调私有化正式于1992年开始。关于1995年作者这样写道，“政府决定保留500至1000家大型国有企业，允许较小的企业由私人租赁或买卖”。文章解释说，这一决定存在充分的理由，因为1997年，500家最大的国有企业持有37%的国家工业资产，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而这些企业中的大多数由中央政府控制。
关于加速改革，文章解释道，“这一趋势反映出的理念是，一个企业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转型，管理层必须拥有多数股份”。而这在中国以“国退民进”的口号出现。他们希望通过这一口号将信息传递给民众。
文章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来勾勒改革的过程、揭示改革的加速。比如，文件这样解释，“如果这（六个样本城市）是全国其它地区的典型代表，那么中国已经在私有化的道路上走得比许多东欧和前苏联国家更远了。”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出售国有企业的过程。这不仅是国有和私有经济所占百分比的问题（尽管最终这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也不仅是国家掌握了多少的问题；这还是国家掌控的这个部门如何运作、以什么目标运作的问题。我们还必须关注进程发展的总体方向，而这一方向正是资本主义。
在中国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中，尚未形成一个能脱离政府的帮助、运行与美日一些跨国公司规模相当的大型企业的资产阶级。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发挥其关键作用，不过最终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将会产生。
官僚一面出售大部分曾经由国家掌控的中小型企业，一面鼓励一直在国家掌控之外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如今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中，有450家企业在中国经营。因此，民营经济的发展快于国有经济，这个事实至关重要。再看看国有经济还剩下些什么，我们会发现其中一部分即将被进一步私有化。国有大型企业集团正被分割成不同的公司，其中效率低下的部门被关闭，而利润较高的部门被抛售。
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正忙着参与资产剥离。他们在私营单位有朋友，于是他们就把最好的机器、最好的部门等等卖给他们，而让国营企业逐渐失修、衰败。这些管理人员认为，“这个工厂迟早都要被私有化，而到时候我将收购这个工厂”。所以他们的想法是尽可能降低公司的价值，让自己能低价收购。在许多城镇，地方政府认为企业运作的最好办法是将其廉价出售给管理人员以阻止资产剥离。他们认为当管理人员成为企业所有者时，他们会为了从企业获得利润，而充分利用资产、使企业得到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数以百万的人们失去了工作。1990年至2000年期间，3000万个国有部门岗位被摧毁。传统工业领域出现了所谓的“锈带”，中国国有计划时期的工业中心－东北工业区就是其中之一。那些未被裁员的工人则被剥夺了他们曾经长期享有的权益。短短几年之间，1949年革命的成果都被逐渐摧毁。虽然工人阶级在此期间曾积极抵抗，但遭到了官僚们的无情打压。
市场机制被引入医疗、住房以及劳动力领域。现在连教育都不再是免费的。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已出现浓重的资本主义元素。1992年，销售收入的40%来自私营部门。1991年，民营企业家达到1300万，他们雇佣了2100万工人。虽然其中大部分是小型企业，但这仅仅只是个开始。在农村，他们给较富裕的农民出台优惠政策，允许他们租赁土地、在市场上销售产品。这进一步打破了集体所有制，并进一步拉大了农民的贫富差距。1998年，中国仍有23.8万家国有企业，而到2003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15万。
乡镇企业
我们之前提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个元素是乡镇企业的发展。目前乡镇企业占GDP的30%。它们的性质并不是很清晰，并带有矛盾性。这意味着，如果官僚将这些企业简单地私有化，就会造成经济和政治的混乱。简单的一步走的私有化对很多企业和部门来说意味着关闭或者破产 。这也有可能使中共的统治因此结束。
因此，乡镇企业的设立仅仅是私有化道路上过渡性的一步。它使管理者和其他寄生阶层有时间积累足够的资产，来最终实现对这些企业的所有权。这是老国有企业和国有部门如何在当今中国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典型案例——他们培育和扶持社会新生资产阶级，直到他们能够直接行使所有权。有些乡镇企业属于地方企业，另一些则是地方政府与私人资本的合资企业。无论哪种形式，乡镇企业都按资本主义企业的方式运作，并逐渐归私人资本家所有。
乡镇企业有时被纳入数据统计，用以说明大部分经济仍为公有制，有的甚至尝试用其来宣称这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从1987年到1993年，乡镇企业的数量从150万增长至2500万；1993年，乡镇企业的员工人数达到1亿2300万。但1996年以来，乡镇企业不断被完全私有化，因此其数量也在不断下降。即使名义上归国家或地方政府所有，他们在实际运作和管理上也已经是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层有权雇佣和解雇企业员工。
Hart-Landsberg和Burkett认为，有研究表明，“……‘平均而言，乡镇企业的员工赚取的基本工资低于最低工资，这一差距他们必须通过加班和计件的奖金来弥补。他们甚至连基本工资都不能得到保障，因为设定最低工资的当地乡镇机关，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私底下都追求利益最大化’。确实，乡镇企业的‘竞争力和利润空间’在很大程度上由‘充足的廉价农村劳动力供给’作保障。而这些廉价劳动力产生于人民公社制度的解除和个体农民家庭的贫困化。”（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和阶级斗争，第45页）
乡镇企业的命运与经济的整体进程紧密相连。随着私营部门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乡镇企业不得不与之适应。Hart-Landsberg和Burket解释，“乡镇企业也遭遇到了同样的灾难。随着通过私人生产获利的机会的出现，许多经营者开始非法地将乡镇企业的资产或产品转移至私营企业，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赚取更大的回报。随着共产党致力于小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这一资产剥离过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加速……面对利润下降和去工业化，乡镇官员从国家政府官员那里得到提示，从1996年起开始快速抛售乡镇企业。”（同上）
通过国家建立强大的中国资本主义
中国官僚不想成为帝国主义统治的猎物，他们也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他们知道，要避免这种情况，他们必须在国内维持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他们正在通过建立甚至加强一些国有企业来完成这一目标。他们手中拥有巨额可用资本，这些资本则通过国有银行注入国有企业。
《中国的所有制转型》的作者认为，“中国已培育超过20个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相当竞争力的巨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其中一些正在解雇数万甚至数十万名员工。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处于财政困境中，事实上其中一些正获利丰厚，而是因为它们希望在国际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截至2002年，中国排名前12位的跨国公司（主要是国有企业）控制了超过300亿美元的外国资产，雇有2万名外籍员工，对外销售额达330亿美元。”
所以，虽然这些都属于国有企业，但它们的目的是作为中国主要的国有企业、以资本主义的方式与美国和日本的企业抗衡。文中，作者提供了各所有制类型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组成表。我们看到，早在1988年国有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已下降至41%，2003年则进一步下降到34%。他们所说的“真正的私营部门”，在同期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已经从1988年的31%上升至2003年的44%。但是，如果我们考察整个非公有制经济，其在2003年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6%。文章总结道，“私营经济现在是中国经济的主导形式”。文章还指出，“如果我们考虑到以下两个因素，那么私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所占份额将更大：1）很大一部分的集体农场实际上为私人所有；2）私营企业总体而言比其他经济部门生产效率更高。”
在其他国家，类似的过程曾以较小的规模发生。在韩国，国家曾发展大型企业，但这并不意味着韩国是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或转型中的国家。这只是一个力量弱小的资本主义，那里的资产阶级太弱小、无力，只能依靠国家投资来建立资本主义。在中国，这一进程正以更大的规模发展着。尽管一个更加强大的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但它仍然不具备运行和发展大型企业的资源，因为许多大型企业仍归国家所有。因此，是国家支配着中国经济，也是国家在建立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中国的法律架构在过去三、四年中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以与新的财产关系相适应。2004年，政府对宪法做出重大修改，强调国家将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直到最近，中国一直有法律限制或禁止民营企业进入公共事业和金融服务等领域。但在2005年，这些法律被废除，民营企业获许进入这些行业，其中包括银行业。他们开始对银行进行私有化，并允许外资进入。事实上，资产阶级分析家在分析中国时，会详细指出还需要对哪些法律条例和法律架构进行调整，以使其与新的财产私有制相适应。他们认为这些法律制度是过去时代的遗留，亟需被废除，以促进民营企业的运作。
中国的财产关系已发生了改变，尽管法律结构也相应地经历了重大变革，但是旧的法律制度的残余仍然存在。新的财产关系的发展确实会与旧的法律形式发生冲突，因为法律形式不一定会立即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但最终这个“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正如马克思在他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虽然，我们在中国面对的不是一场社会革命，而是一场反革命；但是，马克思提出的观点仍然有效。一旦财产关系发生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也必须跟着变化。因此，我们可以预期，使法律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变化过程将继续加快。尽管官僚当中有一些反对者，但这两派“或快或慢”会站到同一边 。宪法的修改证明了，木已成舟。
进入WTO
另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2001年11月中国决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加入世贸组织时中国承诺将在之后五年内放弃所有对外贸的管制，从那时起他们正在逐步实现这一承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理由非常清楚。目前的中国经济只有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才能存活。它大量依靠出口，因此需要国际贸易协定。它必须充分参与到世界经济当中，这又反过来加速了中国内部的资本主义转型。
放弃国家对外贸的控制是中国向世界市场开放的一个重要环节。回顾苏联历史，布尔什维克纲领中一个关键的要点，也是托洛茨基在反对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斗争中坚决捍卫的要点，就是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工人国家必须由国家垄断对外贸易。这在欠发达国家尤其重要。
布哈林认为，要发展经济，就必须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这是因为，他认为通过物质激励能提高效率和产量。但是布哈林对他的想法会导致什么后果毫无概念。他无法预见到他的提议将会导致资本主义关系的回归。如果布哈林的观点在当时占上风，那么苏联在1928年就会遭遇资本主义复辟。当时，苏联也面对很大的来自资本主义的压力。邓小平和布哈林之间有相似之处，这甚至都体现到他们使用的语言上。邓小平喊的口号是“致富光荣”，而布哈林喊的是“发财致富吧！”
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在本质上是为避免资本主义入侵而采取的保护措施。回顾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这些国家往往在开始阶段采取保护主义来保护本土市场，而自由贸易只在后期才为资产阶级所青睐。即使英国资产阶级也在发展自己的工业时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一旦他们发展了有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他们就不再需要保护主义。因为，到那时他们的工业已经强大到足够称霸世界市场。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的描述， “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直到最近，这都在欠发达国家发生着。以巴基斯坦为例，它在约20年前有很多关税和保护主义措施。但是近期他们被迫开放国内市场。帝国主义国家主宰了这些欠发达国家的政策，而他们无法容忍保护主义措施，尽管他们同时却在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农业市场。帝国主义国家迫切地需要打开所有市场以出售他们的商品。
中国和巴基斯坦地的区别在于，强行打开巴基斯坦的市场意味着其产业和工厂遭到大规模地破坏。巴基斯坦的工业发展水平太低，以至于它无力抵御外部竞争。但是中国却与之不同，中国政府一定在想，“我们如今足够强大了，我们有能力依靠自身的生产力来面对外来的竞争。” 然而，这激发了各国的报复性措施。特别是美国，它通过保护主义来抵抗中国廉价商品对本国市场的冲击。
冷转型？
现在回头看，我们明白中国正经历着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但这是如何发生的呢？没有武装反革命，没有不同派别官僚之间的剧烈对抗。托洛茨基曾经把这种转型比喻成一部倒着放映的改良主义电影。他认为，要实现反革命，必须经历某种形式的暴力冲突，只有在那之后资本主义复辟才能实现。也就是说社会制度无法“改革”成资本主义。
在这里，我们必须向托洛茨基学习。我们必须要从他那儿学习的不只是孤立的句子，而是他所用的方法。他所分析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俄国，在那里革命传统仍然存在。俄国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也清楚资本主义复辟将意味着什么。这一工人阶级是会对资本主义复辟做出抵抗的。同时，当时的国际形势决定了苏联内部存在与中国不同的力量对比，即官僚内的很大一部分支持维护国有计划经济。
然而，远超出托洛茨基的预料，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存在超过了70年之久。量变导致质变。在这期间，工人阶级意识中的革命传统逐渐被去除。曾经历过革命的一代已经逝去。新的一代见证了一个贪婪的官僚一步一步凌驾于群众之上。他们看见的只有各级官僚严重的管理不善、浪费和腐败，以及一个最后剩下的快被销蚀殆尽的系统。有时候，一个政权可以是那样的腐烂，统治阶级已无力抵抗来自底层的最小压力。
有观点认为，要为资本主义发展而打好基础，就必须经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个观点是以1789年法国或者1640年英国的古典资产阶级革命为根据。资产阶级已经在封建主义的约束下积累了财富，逐渐发展起来，最终它不得不打破这些界限。年轻的资产阶级领导国家对抗土地贵族，推翻封建主义，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一旦资本主义在少数关键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发展起来，资本主义在其他相对欠发达的国家就不可能再通过同样的方式发展了。马克思认为德国就属于这样的情况。他指出，德国的资产阶级在没有夺取政权之前就具有反动的性质了。
孟什维克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认为所有国家都会经历相同的阶段。当时的俄国拥有大量农民和地主阶级，非常落后。他们机械地将法国和英国的经验硬搬到俄国。因此，他们认为，俄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支持“进步资产阶级”。他们不明白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中的论述：在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并不能像当年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那样起到进步的作用。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其它国家的资本主义并不总是通过资产阶级领导群众开展资产阶级革命这种经典的方式发展起来。例如，当今世界上最强的国家的其中两个——日本和德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没有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在日本，是封建官僚，而不是当时软弱和没落的资产阶级，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压力下引领了走向资本主义的运动。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所有的进程都由世界形势的发展所主宰。日本只有发展资本主义才能维持其强国地位，而日本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发挥其历史作用，因此只能由另一个阶级来替它完成这个任务。在德国，这一类似的过程是由旧的封建国家机器中的容克贵族完成的。
然而，正是因为没有经历革命，旧的封建制度仍有残余。在德国，这一矛盾由1918年的无产阶级革命解决，尽管这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了，但它至少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未完成的任务。在日本，同样的任务在1945年之后由美国占领军完成。麦克阿瑟害怕中国革命会对日本民众造成影响，因而强行推动了日本的土地革命。
在这些例子中，“资产阶级革命”并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的“冷”转型。列宁曾强调，历史包含各种突变和转化。真正鲜活的历史进程并不会总是精确地重复教科书上的每一个细节！社会将如何转型并不存在死板的规则。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否则我们将会被不按机械的预想而发展的事件搞得晕头转向。
因此，我们必须将托洛茨基“冷转型”的观点放到其历史背景下来考量。但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托洛茨基向我们说明了官僚如何能够轻松地适应资本主义复辟。他解释说，拿苏联发生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情况和发生工人阶级政治革命的情况相比，在前一种情况下新的统治阶级需要从国家清除的元素要远小于后一种情况。这被叶利钦上台后旧苏联官僚的经历所证实，中国的官僚也非常类似。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这样写道：
“第二种假定是，如果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去推翻苏维埃统治阶层，那末，它在目前的一般官僚、行政官员、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支部书记以及特权上层当中就会找到不少的现成奴仆。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有必要把国家机关清洗一下。不过，资产阶级复辟也许会比革命政党要清除的人少一些。新政权的主要任务将是恢复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首先，它必须创造条件从力量微弱的集体农庄中发展强有力的农民，把强大的集体农庄改变为资产阶级类型的生产合作社，即改变为农业股份公司。在工业领域，非国有化将从轻工业以及食品工业部门开始。计划原则在过渡时期将改变为在国家政权和个人“法人”之间采取一系列的妥协措施，这种个人“法人”即苏维埃工业负责人当中的潜在业主、流亡国外的旧业主以及外国资本家。尽管苏维埃官僚已经为准备资产阶级复辟走了很长一段路，新政权在所有制形式和工业方法方面所必须进行的将不是改革，而是一次社会革命。”
虽然苏联是一个具有国有中央计划经济的工人国家，但是如果它转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政权，不会有太多的人需要被清除。这是因为苏联已经存在特权阶层，如果发生资本主义转型，他们就从工人国家的特权官僚转型为资本主义的特权奴仆。但是，如果工人阶级推翻官僚，发起政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那这场革命将要去除多数官僚的特权，使他们的工资与工人平等，从而会发生更大的冲突。俄罗斯目前的情况证明，托洛茨基是正确的。
托洛茨基对苏联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当前的进程。在中国，我们面对的也是一个特权阶级。正如托洛茨基所强调的，这个特权阶级到某一阶段会希望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来捍卫他们的特权。
将中国官僚向这个方向推动的有几方面的因素。首先是二战后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大繁荣，在那里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发展。其次是斯大林主义政权在东欧和苏联的危机。我们在七十年代初期注意到了这点，而中国官僚也注意到了。苏联的增长速率下降到3%、2%直至为零，整个系统停滞不前。最后，东欧崩溃；两年后，苏联也随之解体，失去了其大片领土。
这些都是决定中国官僚想法的重大因素。他们开始时采用的基本上可以说是中国版的新经济政策，旨在让经济更有效率、更具生产力。他们在观察世界的发展，而整个世界形势也将他们推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在苏联，他们看到了彻底的混乱和灾难。他们一定在想，“我们不会让这种情况在中国发生。我们要引入市场的办法，但是我们必须自己掌控整个过程。”于是他们逐步地去做了，虽然是一步步地前进，但是一旦他们走上这条道路，整个过程便遵循自身的逻辑发展到目前的境地。
现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已经逐步形成。新兴资产阶级利用共产党来捍卫自身的阶级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僚还会想要逆转整个过程、并将其成功实施吗？我们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超越了能够不引发冲突而实现这一逆转的阶段。如果中国官僚中的一派决定走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他们就必定会与亲资本主义派发生重大的冲突。因此，重新走向某种形式的官僚计划经济的“冷转型”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所探讨的只是一种假想的情况，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官僚内部存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一派。
影响中国走向的另一个重要元素是工人阶级的规模和经验。在目前的形势下，任何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都必须依靠和发动中国的工人阶级。这一工人阶级将不会接受任何企图回到斯大林主义的运动，他们将勇往直前地奔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工人阶级政权。
毫无疑问，工人阶级的运动将会影响中国共产党中的一部分人。中国媒体所刊登的一些信件和文章表明，似乎仍有一部分中共党员坚守1949年的革命理想。这些人将被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所影响，与占主导地位的亲资本主义派发生冲突。这将意味着不同层级官僚的分裂。上层官僚将捍卫新的资本主义关系，而下层官僚中的一部分将被工人阶级的运动所推动。
托洛茨基认为俄国官僚中存在“赖斯派”，即希望恢复十月革命的理想和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那一部分人。在1930年代，这样的一派的确存在。那时，革命刚发生不久，许多经历过革命的党员可以看清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区别。
但是，斯大林主义政权在苏联延续了几十年。斯大林逐渐破坏了每一个与十月革命理想有关的链接。尽管如此，在1991年苏联瓦解时仍有这样追求真正列宁主义思想的一派，尽管他们占少数。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托洛茨基所描述的“赖斯派”并不存在。1949年的革命并不基于列宁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在上台前很久就已经转变成了一个斯大林主义组织。因此，甚至是来自1949年革命前的人也已经把斯大林主义作为参考。
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退化的工人国家和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之间的区别。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必然已经转变为退化的工人国家。但是历史上唯一一个退化的工人国家是苏联。它最初是一个相对健康的工人国家，但由于后来革命被孤立、官僚开始夺取权力，而逐渐退化。但是，要真正完成这一退化，斯大林主义官僚们不得不清洗一批又一批真正的共产党人，因为这些共产主义者明白他们所面对的政权只是一个可怕的仿制品，它与布尔什维克党一直努力建立的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
但是中国一直都不是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也从未有过真正的工人民主和工人政权。从共产党夺取政权的第一天起，中国就是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事实上，共产党继承了旧中国的国家机器。当然，即使在苏联初期，列宁也指出，在工人国家的表面下是沙皇俄国的国家机器，因为在一个落后的国家，新的国家不得不依靠许多旧的官员。但是，至少在列宁时代，工人们能够通过他们的权力机关——苏维埃，来遏制这一阶层的保守倾向。可是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
尽管如此，党内仍然有一部分人对中国走向资本主义感到恐慌，只是他们采取了一种扭曲的方式。他们看到工人失去权力，看到所有革命理想被践踏。于是，他们重提毛泽东时代下的中国，因为那是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但是当前，伴随着如此庞大的无产阶级的诞生，那完全基于农民的毛派思想对今日的工人阶级毫无意义可言。如今，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主导力量，他们在城市中寻求出路，因此他们要想重回毛时代，就必须提出工人掌握政权。这样的发展将对共产党产生巨大的影响，它将不可避免地以阶级为界限发生分裂。
然而，官僚的上层并没有回到国有中央计划经济的想法。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目前这个制度是可行的，甚至是运转极其良好的！我们已经提到，托洛茨基指出官僚希望能把特权传给他们的后代。今天这些官僚的子女中的很多人已经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们丝毫不想回到国有计划经济，也没有物质基础让他们希望回去。他们会抵制任何逆转历史的尝试，国家也会支持他们。
第三部分
虽然废除国有计划经济是一个巨大的倒退，马克思主义者也完全反对这一倒退，但是这个过程包含了一个积极的因素：它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无产阶级。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阶级矛盾正在蕴酿着一场新的革命。一旦这个庞大的中国无产阶级坚决地起身反抗，它将撼动整个世界。
中国——世界第四大强国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已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第四经济大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工业制造国。2004年，中国的混凝土消耗量占全球的一半。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它都已成为一个主要力量。
最初，外国资本家认为他们可以迫使中国开放，这样他们就可以大量向其出口商品。然而，中国的发展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预期——如今中国已成为一个出口大国。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赤字已经达到创纪录的2050亿美元。他们抱怨中国向欧洲、美国、甚至整个世界出口太多商品。他们经常讨论如何通过设置关税来控制中国的出口。但是要阻止中国商品的进入，他们必须设置极高的关税，因为中国的生产力是如此之高，商品是如此之便宜。
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经济的快速腾飞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巩固，现在中国也开始像帝国主义强国那样运作。它进口原材料，并向外输出制成品和资本。它对石油的庞大需求，也是石油价格增长的一大因素。中国现在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净进口国。同时它还进口大量的铁矿石、铜、铝土矿、木材、锌、锰、锡和大豆。
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关系突出地体现了中国的帝国主义性质。以1999年为例，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出口值为50亿美元，进口值为30亿美元。到2004年，中国向该地区的出口值和进口值分别达180亿美元和220亿美元。拉丁美洲主要向中国出口食品和原材料，而中国则向其出口纺织品、服装、鞋、机械、电视和塑料。2004年，中国向拉美投资63.2亿美元。中国对外投资的近一半是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光是委内瑞拉的石油，中国就计划再向其投资3.5亿美元。同时，中国已与巴西建立“战略联盟”，在那里建有属于自己的工厂。巴西15％的出口去往中国，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长。中国还和印度争夺亚洲的石油资源。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也已成为一个主要竞争者。2004年，世界贸易增长了5%，中国贡献了其中的60%。换句话说，中国拉动了世界将近三分之二的贸易增长。
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中国甚至派出军队加入服务于海地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为了日后能在太平洋和其它地区控制海上航线，中国正在建立一个强大的海军。这意味着未来中国与美国可能会出现公开冲突。已经有美国国会议员开始担心中国介入拉丁美洲，并引述“门罗主义”所确立的原则，称不允许任何国家在拉丁美洲的影响高于美国。
工人阶级的加强
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也存在另外一面：在生产力大规模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工人阶级也在不断壮大。中国平均每年都有两千万人向城市迁移。一方面中国的城市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另一方面极端贫困的农民试图逃离贫穷的农村。目前中国已有4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并有166个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城市。未来的15年中，预计还将有3亿人前往城市。中国的建筑业也在蓬勃发展。光建筑工人就有3800万，他们在超过80个城市建设地下交通系统。这些都将增加对钢、混凝土等的需求，从而对经济产生影响。中国社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无产阶级化。
预计在15年后中国将有8亿城镇居民，这将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中的无产阶级。这一过程也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更将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无产阶级化的运动。一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将要产生，他们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无产阶级。
这些进入城市的农民在农村的生活极其恶劣。随着公社的解体，那些曾经由公社提供的福利、医疗保障和退休金也不复存在。中国三分之二的农村人口实际上不享有任何退休金计划。于是，他们不得不到城市寻找就业机会。
这种现象曾经出现在从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前往美国和欧洲的移民的身上。他们愿意接受最糟糕的工作条件和最恶劣的生活环境，因为至少这能给他们带来收入，让其补贴家用。对他们来说，这是摆脱贫困的一种方式。虽然这么说，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勉强能够生存。他们生产了巨大财富，却只得到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这种情况蕴含了未来革命运动的可能。
这一发展的进步意义在于它创造了数以万计的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许工业的发展。虽然这一过程代价巨大，但是它所创造的无产阶级将完成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任务。庞大的工人阶级社区正在城市中崛起，巨大的矛盾正在积累。
虽然资本主义在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但计划经济的解体仍然是反动和倒退的一步。如果存在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民主政权，那么中国不但可以超越当前的经济发展，而且还能避免目前增长所带来的不平衡、混乱以及日益增长的两级分化。
不同阶级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资本主义区域和老国有工业区之间都出现了巨大的两极分化。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城市中最富有的10%的人口拥有45%的社会总财富，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只拥有1.4%的财富。一个新的富有的资产阶级诞生的背后，是高达2亿的失业人口。
发展的不平衡也对中国不同地区产生影响。中国的某些地区并未从东部和沿海地区的发展中获益。这种不平等的发展正在点燃民族矛盾。中国有1亿少数民族（如藏族、土库曼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这些少数民族时常与警方发生冲突。随着社会分化的加重，民族问题很有可能被再次推上风口浪尖。
的确，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面。经济增长，不但没有带来稳定，反而正在加大工人的战斗性和社会不安。生活条件、工作条件以及财富的分配方式是主要的动因。群众憎恨那些剥夺了他们所有权益的官僚。
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与恩格斯所描写的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情况非常类似。全世界80%的矿难死亡事故发生在中国，可事实上中国只生产了全球30%的煤矿。1991年，8万名工人死于工伤事故。到2003年，这个数字已飙升至136340（根据2004年12月3日的中国日报）。工人阶级肩负着巨大的压力。这并不是一个快乐稳定、有着美好愿景的社会。在20至35岁的人中，自杀是死亡的头号原因。中国每年有25万人自杀，还有另外250万至350万人企图自杀。数百万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大型的抗议示威在发生，但无情的资本主义进程仍在继续。
我们已经指出，中国当今的发展进程与一百多年前俄国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旧的农业公社的解散以及19世纪后叶的工业发展，促使俄国农民离开土地，组成一个新鲜的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主义进程所带来的恶劣状况催生了1905年的革命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如今的中国，阶级冲突的条件正在成熟，这会带来相似的结果——一场革命！
一些充满仇恨的罢工行动已经在发生。劳资纠纷的总量在2000年增加了12.5%，在2001年增加了14.4%，达到15.5万起。1999年共发生了近7000起所谓的“群体性事件”，通常为至少3人参加的罢工或者怠工，共涉及超过25万人。这个数字自1992年以来增长了900%。而自1999年以来，集体争议事件的数量正以平均每年20%的速度增长。尽管绝对数字仍然较低，但是这些动向预示了中国未来的革命前景。这也表明，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会机械地转化为社会稳定。事实上，中国的情况正与此相反。
中国经济已遵循资本主义的规律。中国目前正接受着大量的投资，但这些投资的前提是全球市场的持续繁荣。然而这种情况不可能一直继续，因此中国在某一阶段也必定会面临危机。虽然我们无法指出危机发生的确切时间，但是危机一定会发生，而且它将是一个严重的危机，将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影响。
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崭新的工人阶级。其中仍有相当一部分在国有企业工作。尽管有官僚的存在，这些工人曾经赢得了一些非常有利的工作条件。但是，他们正在逐渐失去这些有利条件。如今这些国企工人和他们所效劳的公司之间的关系已与西方更加相似。这一过程发展下去将会以阶级斗争的爆发为结局。
共产党的地位
目前中国共产党正主导并控制着局面，但是共产党自身正在经历着改变。中国共产党目前有六千到七千万人党员，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这个党过去曾是国家官僚的工具，但最近中国资本家也被允许入党。如今中国资本家中有百分之三十是共产党员，这表明他们认为入党能最好地保护他们的利益。虽然资本家在绝对数量上仍占少数，但是如此大量的资本家被允许入党，其意义非常重大。
几年前，中央委员会近一半的成员发生了变化。很显然，一些被视为资本主义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的旧官僚被淘汰出局。于是，共产党被资本家用作捍卫自己阶级利益的工具。在党组织的基层一定还有许多党员仍然相信“共产主义”或至少他们理解中的共产主义，他们中会有一些人重新学习并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然而在党的上层，那些手握权力的人正在坚定不移地领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将会如何？只要经济仍以目前的速度发展，共产党的领导就能够维持，社会和党内一定的稳定性也能够保持。但一旦遭遇巨大的动荡、严重的经济危机 、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各种社会矛盾，共产党内将出现不同派别，并有可能分裂。必须记住的是，中国共产党自从1949年上台之后就一直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因此它并不是传统资产阶级民主意义上的政党，我们不能把它直接拿来与西方的共产党做比较。
然而，根据事态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绝对控制有可能被打破。对于苏联的官僚而言，这是以极其突然的方式发生。老的斯大林主义政党分裂成许多代表不同利益的政党。这其中也包括几个共产党，它们成为了真正的工人政党。但这对中国来讲仍是未来的情景。目前中国官僚掌握着局势的发展，而中国共产党也被用来发展资本主义。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转向将不会是一个顺利的过程。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将带来新的矛盾，这将挑起党内矛盾。事实上，这样的分裂已经有所显现，我们在目前进一步修改财产法所引发的的矛盾中可以看出端倪。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共产党内这些分裂？我们应从整个过程开始分析，并观察它是如何发展的。以目前来看，资本主义关系已经建立起来，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区别、市场竞争以及利润动机等等都已存在。虽然旧体制仍有很多残余，但是它们要么正准备被私有化，要么正按照国家资本主义企业运转。我们在分析时必须考虑国有经济部分，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目前私营经济已经成为经济中最具活力的一部分，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得到了巩固。
作为这样一个大国的官僚，其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逆流，存在观点不同、利益不同的派别。其中有一派正关注着整体局势，关心这一进程所引发的社会不稳定。总理和主席就为他们看到的持续的不平衡发展和两极分化所带来的危险而感到担忧。这个派别希望引入社会改良，以减轻对广大民众的打击。他们害怕来自底层的革命，因此要求增加对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并增加社会支出。
但是，他们不会质疑资本主义本身，也不会积极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巩固。他们只是担心，不平等和日益加剧的社会敌对会引发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他们当然是正确的。可问题是，维持旧有的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构架也同样会导致群众运动，并使这一体系最终瓦解。因此，官僚中这一派并不会逆转这一进程，只是会尝试引入一些社会改良，用以减小改革对人民的打击。
中国东部的官僚与新的资产阶级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对他们而言，社会改良的做法无异于剥夺工业发展的重要资源。他们认为，不应该减缓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应该加快这个进程，应该一劳永逸地结束旧体制、消灭所有旧体制的残余。因此，目前的矛盾并不在支持“倒退”的一派和支持资本主义的一派之间，而是涉及到如何保持整个体系的稳定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怎样，这一进程最终很有可能导致共产党的分裂，从而导致更大的不稳定。
官僚内部的矛盾反映在物权法下一阶段改革的矛盾上。迫于来自某些方面的压力，这个改革已经放缓。这强调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不是线性发展的。正如我们在多个场合所看到的，官僚在某些阶段不得不放慢进程，但却从未取消过市场改革的任何措施。
只要GDP能保持目前9%左右的增长率，中国政府就可以维持这一平衡，尽管它是暂时的、不稳定的。虽然国有企业每年裁减数以百万计的岗位，但是私营企业则同时创造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绝大多数流入城市的农民工能获得工作。尽管这些工作工资非常低，但它仍远远高于农民工在农村地区的收入。虽然工作条件非常糟糕，但这份工作毕竟能让农民工赚取收入、寄钱回家。
正如我们所见，中国经济的主体正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运作。国有经济只贡献了GDP的三分之一。虽然私有化尚未全部完成，但是国有经济已不再占主导地位。一旦剩下的这部分国有企业被进一步重组和私有化，还会有数以千万计的就业机会将被摧毁。在这种情况之下，可持续发展成为重中之重。
如果中国能在未来10到20年仍保持7－10%的年增长率，他们也许能够较顺利地达到计划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但是这取决于全球市场。中国GDP的50％以上来自于出口。它拥有非常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非常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它拥有非常高的生产力水平。但是中国也开始遇到阻力。世界经济在某些领域开始出现放缓的迹象，欧元区国家的经济要么停滞不前，要么增长缓慢。生产过剩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出现，这部分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因此，任何世界市场的明显衰退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就像韩国曾经经历的那样。中国的钢铁、铁矿石、煤炭以及消费品都已经开始出现生产过剩的苗头，这些都预示着未来生产过剩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为此感到担忧。尽管他们不断地鼓吹市场效率，他们还是认识到世界经济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生产过剩。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的说法，中国有超过75%的产业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也将影响利润率。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有着近乎疯狂的投资水平，投资构成了国内生产总值的45%，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即使是二战后繁荣时期的日本也从未达到该水平。只要出口继续增长，西方国家的债务继续增加，那么中国的发展还能持续。但是如果投资水平以这个速度增长，中国的生产力每4到5年就会翻一番，也就是说这个增长速度必然会导致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2005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的综合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5年度工作人员报告，2005年7月8日）。这份报告把重点完全放在投资热潮上。它指出，投资热潮将大大提高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有机组成（从1984年到现在，资本—劳动比率增长了450%），从而使投资回报率从16%降至12%。
生产过剩首先将对银行敲响警钟，坏账将逐步积累。然后问题会反映到就业水平上，并最终导致社会冲突。
美国也正对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否则它将提高中国对其出口的关税水平。目前美国国会正在讨论一项对中国征收27.5%的进口关税的法案！中国计划在2008年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但是中国毕竟不是海地或尼日利亚，它不会任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摆布。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强国，因此未来在这个问题上很有可能出现较大的摩擦。
在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大幅度增加。多种纤维协议在去年一月终止了纺织品限额协议，也就是说纺织品的出口不再有配额限制。其结果是，去年一到四月，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增长了70%。中国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更多的纺织品，这意味着欧洲纺织品产业的结束。今天，中国已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首选。2004年，中国的外商投资额为540亿美元，这标志着国际资产阶级对中国新建立的资本主义关系充满信心。
中美关系
未来几年会发生什么？有人认为1997年式的经济崩盘正在酝酿，经济就像一列失控的火车。生产过剩的危机正在迫近，向我们预示着需要在制度上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减缓，它将对美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马来西亚对中国的出口在近五年中已经从10亿美元增长至70亿美元。日本在中国也有着巨大的利益，中国境内有16000家日本企业。
中国因为其强大的产业竞争力而逐渐开始与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然而，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个矛盾。中国和日本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而美国则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国之一。因此，中国希望美国的经济繁荣能持续繁荣，而不希望其出现危机。尽管中国更希望与美国保持轻松和谐的关系，但这是不可能的。两国在世界市场上存在冲突，美国庞大的贸易赤字中有很大一部分产生于和中国的贸易。这对美国而言也是一个矛盾。那些在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都在收获着巨额利润。他们在中国以低成本生产商品，然后以由世界市场决定的价格在美国将其销售。几乎每一个大型跨国公司都在中国有业务。既然美国的经济和主要公司都依赖于中国经济，它又将如何遏制中国呢？因此，互相矛盾的因素在两国的关系之间向着不同方向施加压力，而两国间的冲突会在日后继续发展。
为革命做准备
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日益加剧的阶级分化，这为中国的阶级斗争奠定了基础。事实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之前我们已经提到了城市人口中存在的不平等。中国最富有的20%人口占据全部国家收入的50%，而底层的20%人们只有区区4.7%。
这些数据来自一份联合国的报告，我们转引于一篇新华社发表的文章（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5-09/27/content_3549257.htm）。这篇文章还提到，“一份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表的报告指出，从2003年起，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一直在加剧，现在已达到了‘橙色’水平，即该研究所定标准中的第二严重等级。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它有可能会继续恶化，达到最严重的‘红色’水平。”
这份联合国报告采用了基尼系数，该指数普遍用于衡量各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数字0代表“完全平等”，而数字1表示“完全不平等”。中国的基尼指数目前已达到0.45。 根据国际公认的标准，当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0.40时，该国家将出现不稳定。中国的这个指数已经超过了0.40，并在继续上升。
正如新华社所说，“如果这个趋势得不到遏制，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将无法实现，而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将引发社会动荡。”我们看到在中国的现代化城市中建立起一座又一座新的摩天大楼，但这些摩天大楼的周围却是巨大的城市贫困区。光凭这一点就有可能引发中国未来的阶级斗争。
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什么？毫无疑问，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提供清晰的解释。如果我们想要和中国的工人、学生和真正的共产党员建立对话，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分析能正确地反映和解释中国的具体现实。因此，我们必须详细地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各个方面。
如果我们试图用一个现成的公式来分析一个复杂、矛盾且史无前例的过程，而无法正确地反映工人和学生正在经历的一切，那么我们会犯下一个严重的错误。在这样的方法下，我们不会取得任何进展。
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的传统。俄国有布尔什维克、列宁以及托洛茨基的传统，但中国并没有这样的传统。对中国而言，它主要的传统是毛泽东主义。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传统。还有一个重要的传统来自于陈独秀（1879-1942）。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在某一时期向托洛茨基主义靠拢。
陈独秀深受1917年十月革命的影响，他认识到只有推翻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才能取得社会进步。他是1919年反帝国主义的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次年，他与其他革命者一起致力于创立中国共产党，并于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会议。
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1926年，由于听取了斯大林的意见，中国革命被击败了。然而共产国际拒绝承担任何责任，而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陈独秀，并在1927年撤消了他在党内的领导职位。陈独秀此后要求认真地对共产国际的政策进行重新评估，这却使他在1929年被指控为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之后，他加入了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
让人欣喜的是，在现代中国仍有专门研究陈独秀作品的社团。近年来，马克思主义讨论小组也在中国各地开始建立，特别是在学生中间。一些人正在如饥似渴地学习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这反映了人们渴望向真正平等的社会前进，而这样的社会只有在基于工人民主的社会主义下才能实现。
对这些更为先进的份子以及工人阶级和青年，我们必须清楚地说明我们对中国所发生的一切的看法。我们既要解释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也要分析中国官僚的危机、这一危机为何发生、为什么毛派政权无法继续。
虽然旧制度仍以国有经济和国家机器的形式存在，但是目前摆在中国面前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社会革命。大部分经济已掌握在私人手中，向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是一块遮羞布罢了，已经没有人还相信这个说法，即使是中国官僚本身也不例外。虽然目前局势中仍有一些与资本主义化抗衡的力量和趋势，但是我们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进程已经无法逆转。
中国的国家机器一直具有可怕的极权官僚体制的性质，现在不但仍然如此，而且已经融合了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最丑恶的特质。它以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机器为外在形式，却以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机器为内容。这会导致一系列的矛盾，并最终引发一场革命性的运动。
如今，中国凭借自己的实力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它的命运与世界发展、尤其是世界经济紧密相连。同样的，发生在中国的事件也会对世界经济和政治产生影响。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工人阶级注定将在未来扮演重要的角色。拿破仑曾说，“中国是一只沉睡的狮子，一旦觉醒，将会震惊世界。”借用拿破仑的话，我们可以说：今天中国的无产阶级是这只沉睡的狮子；当它觉醒时，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它，它将改变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