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还未抵达的第一百年以及已经来到的第一个十年
人常言：长命百岁。但是没有多少人能成为如此人瑞，因此百岁只是种不断逼近的期望值，而真实寿命与其一直存在差距——也就是说，一百岁是长寿的象征，但是它不可能是真实的一百，而只能是化约为一百。这就是象征和实在间的「一百岁」之差异。
因此，广州起义——这场被誉为「东方巴黎公社」的事件，也走向其九十五周年。我们都知道，今天距离其一百年还有五年，但是我们距离它的余数真的是五年吗？这五年是不是代表了一种差异，或者说，一种重合——实在不是实物，而是象征秩序自身的紊乱，因此革命的混乱——广州起义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打破了国民革命各派表面的和谐，而彻底揭露了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从西山会议的右派阴谋，到宁汉合流、从上海四一二政变到广州四一五政变的清党动乱，这些阴云只能说明死亡之两种：要么是中共为首的左派革命者彻底被国民党右派消灭，要么是彻底推进革命。如马克思所言，起义者无法半途退缩，只能努力进攻，否则就是失败和死亡。
那么，回到这个95这个数字本身——但是为何要回到95？这里存在着一种周年纪念的强迫症：纪念的年份必须是五的倍数，1927年是中国无产阶级生死攸关的一年，它也巧合地是十月革命的十周年（也是五的倍数），似乎这颗彼得格勒的火星注定要再度遥远的东方港口爆发，已经被刻入历史的发车时间表中。甚至其过程也有点类似，十月革命因为布尔什维克的内部泄密而提前起义，广州起义也因为外部情报工作失败，于是提早起事，虽然现在看来仍然「很晚」。这种迂回再次指向了一个问题：这巧合是必然的吗？
答案既是true也是false，所有的必然都只是承诺，从最庸俗的角度来看，必然发生的事情是不是早就在那里，而不需要主动去做？显然不是这样，必然性不是被请客吃饭。太阳必定从东方升起，但不是因为它固定于东方，而是随着地球自转及公转，即使地球在不断地位移，太阳却永远能在东面，这就是变之不变。而不变之变则是太阳总是在移动，不可能定在某个「东方」，似乎没有熄灭之日。
2、上海，广州或者时机何时成熟？
这场必然的起义来自众多因素，准确来说，这些因素完全是耦合的。形势比人强，广州的四一五政变使得各界一起翻台。同四一二政变一样，这亦是国民革命失败的先兆。整个1927年，中共和其他革命势力都在试图把革命延续下去——或者说，另起炉灶。八七会议先是确立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路线，这意味着贫苦农民将会成为新的革命力量来源，这确实在广东这一国民革命的大本营显现出来。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在边缘的海陆丰，整个广东甚至华南地区的中心广州反而「先迟一步」，这「得益」于共产国际的拖延，一直在等待时机，结果在十二月被迫起义，而整个政权只持续了两天，苏维埃政权被迫转移出广州。
但是，时机到底什么时候成熟？这个时机其实「来临」得更早，也更远。中共早在1927年三月发动了三次上海工人起义，建立了上海市民代表会议——中共第一次把握机会，藉着全国最先进的工人阶级、试图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建立政权。相比之下，广州总是落后一个身位，甚至国民党右派对左派分子的清洗，都是先在上海后在广州。
但是，广州真的有什么地方输于上海吗？广州是中国工人运动最为猛烈的地方之一，国民革命也制造了如省港大罢工的工运巅峰，广东的农民运动也是如火如荼。当然，广州起义的失败因素，完全可以归于中共准备不足，初生不久的中共在清党之后才完全意识到保持独立性和建立武装，这里绝不应该把责任一味归于年轻的共产党。
那么，外部的原因何在？诚然，广东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等反动势力盘根错折之地，所有革命势力都很容易被消灭或收买，国民党的廖仲恺及汪精卫是两个典例，而城市起义也难以成事，最后广州苏维埃政权的撤退也仍然依靠农军，转移到农村地带。
但是，这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说，如果只是打游击和盘踞在农村边缘地带，革命则永远受此限制。后来中央苏区最终耗尽人力物力，唯有长征来避开蒋介石的锋芒。所以，诸如沪穗这些大城市，仍然是革命核心地带，即使在工人阶级还没占据人口多数的1927年，无产阶级革命之宿命业已注定，在1927年的风暴结束之后，上海等地的地下党用了二十二年，最终使得白区翻红，使得中国进入了无产阶级-城市工业主导的新时期。从这里看，广州起义是必须发生的，也必须占据城市，得到工人的力量支撑。
3、起义的元素，死去的灵魂
本文的核心是广州起义，不过这必须搬来上海作对比，这二者的异同——相同处无须多讲，其差异处则在于广州不是租界城市，它结实地遭遇了四年的国民革命，也是共产党的核心之一（毕竟这就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区）。但是这个地方不只是一个城市，它代表的是既贫困、又富裕的广东——既守旧、又因对外贸易而开放，封建地主、买办、本土资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多方角斗，还有工人与农民为摆脱压迫的自发斗争。广东是一片沃土，但是决不只有共产党在此耕耘。
这种多方面影响，尽在短短两日的广州苏维埃之中体现。参加起义的部队和士兵来源，既有中共控制的北伐军，也有工人赤卫队，除此之外还有外围的农民自卫军，这支民兵来自广东农运。除此之外还有形形色色的革命者，例如《刑场上的婚礼》周文雍和陈铁军这对革命假伉俪，他们一是工人赤卫队的首领，一是假装妇女市民为起义奔走联络，除此之外还有众多女性起义者。
除了这些起义者之外，全城人亦被卷进这场风暴。国民党反动势力将中共及其同情者赶尽杀绝，于是把城内短发妇女通通视作共产党，一律杀害，这或许说明了短发到底是多么可怕——又是多么珍贵的东西。而这个中国城市的起义，也不只有华人参与。朝鲜、安南（越南）和苏联的国际战士参加及为此牺牲。
不难看出，广州起义只是持续了两天，它之所以被称为「东方的巴黎公社」，首先因为其创举：中共第一次在工业核心地带建立政权。而且它即使短暂，但是回溯来看，它是之后众多苏维埃政权的先声，因此广州起义不在乎时长，而在乎它是持续过程的第一环节：它融合了工农、男女、诸民族革命者的鲜血，最终浇灌出了中国革命的一粒粒果实。
4、苏维埃，公社活着的梦魇
广州起义中存在个有趣的例子：苏兆征是广东工运的其中一个积极领导者，他因此在广州工人中很出名，于是广州起义甫提出「苏维埃」称呼，工人们便以为苏维埃政权就是苏兆征，苏兆征就是苏维埃，这个革命者与这一新政权名字「重合」了。
广州起义之后，其政权确实有多种名称，有叫做广州苏维埃政府，也有叫做广州公社，它混合了各种意识形态和诉求。这恰恰说明起义仓卒，但是受形势所迫，大家都没有固定的思路，只能先见步行步，毕竟不是有路才有人走，走着走着，路就出现了。
因此，广州起义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了。但是胜负不在一时，风物长宜放眼量，在不受国民党及帝国主义势力影响的边缘地带，那里存在着农村山区的「广阔天地」。之后开始的土地革命，正是中共从童年走向成年，从幼稚走向成熟，扎根于农村。因此，中共建立的第一个十年充满了挫折，但是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
广州起义不是突发孤立的，从之后更大范围的建立政权的尝试看来：中央苏区、延安边区，直至建立全国政权，广州起义反而从未「失败」，它只是不断延宕，不断地波折前进。这场被扼杀于摇篮中的起义，反而在其他地方实现了它的目标。从世界范围来说，布尔什维克带领的十月革命的余波再一次证明了其激进：不是非要在俄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列强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在东方的落后农业国也同样可以，革命取决于革命者的野心，而非成熟时机。
所以，广州总是慢一点，也总是「快一点」。中国革命的边缘和中心不断变换，如上文所述，广州起义是离心的，而广州起义的各种元素：女性革命者，而流血换来的建会权、罢工权、分土地打土豪，东方各民族革命者的参与，乃至是细微却用头换来的「短发权」。这些事情无可避免，至今仍然充满矛盾张力，可谓是「百岁不死有新闻」。为此牺牲的亡灵制造了另一种梦魇——他们因革命而死，但是仍然有人为革命而行进，革命本身会失败，然后继续在各类断裂和矛盾中滋生，让新的梦魇长存于反革命的头脑中。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
来源：公众号/木棉浪潮
配图：来自网络